八里庄30余个违建“空中楼阁”被拆

 

 

 

　　曾经的“吊脚楼”用几根钢管挂在筒子楼外墙上

 

 

　　“吊脚楼”已被拆除

 

 

　　2014年10月27日，孙先生一家在床上吃饭

 

 

　　2014年10月13日，两家共住10.8平方米的房间

　　几根钢管在三层小楼外撑起的30多个外挂“吊脚楼”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曾经是八里庄东里社区的“一景”。

　　建于1992年的这栋筒子楼曾是京棉二厂的宿舍楼，因建成后解决了带孩子的女职工居住问题而被称为“母子楼”。随着时间推移和孩子成长，住房空间逐渐压缩，居民们开始陆续在自家窗外搭建“吊脚楼”。

　　最近，这些违建的“吊脚楼”终被拆除，工人们重新换上了窗户，并加装了护栏。尽管开建“吊脚楼”对很多居民来说也是无奈之举，但是面对拆除违建和临时安置，居民们也都接受。京棉集团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这栋筒子楼已经被列入棚户区改造计划。

　　外挂“吊脚楼”陆续拆除

　　八里庄东里社区内的“母子楼”，一层是社区卫生服务站，楼上的二层和三层则住着60多户居民。4月19日起，八里庄街道办事处组织城建、城管、综治等相关部门，并协调产权单位，将这栋筒子楼“外挂”的“吊脚楼”陆续拆除。

　　沿着老旧的、边缘已经掉土的楼梯上到二层，光线也由明转暗，棚顶吊着的几盏灯照着楼道内泛着黄色。这栋典型的筒子楼楼道两边是一户户的人家，本就狭窄的楼道内，堆满了鞋柜、衣柜等各种杂物。

　　居民们习惯关上房门，只有几个公用厨房，会投射出微弱的日光。在公用厨房内准备午饭的两名主妇，讨论着这次拆违以后的生活计划。

　　老李在这栋楼里住了20多年，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房间内，老李夫妇的儿子从8岁长到了而立之年。

　　老李家在小楼二层的中部，自建的吊脚楼被拆后，房间面积回到了原来的10.8平方米。原来摆放在窗外“两居室”的家具，又被搬回进小屋内。

　　房间里最多的家具就是柜子，大大小小有六个，每一个柜子的顶上，又都放了很多装电器的纸箱子。老李说，衣物等都暂时被装进了这一个个小空间里，使得房间不至于凌乱。

　　老李说，拆违后自己重新定制了一款双拉门的衣柜，“到了之后，现在这些可能就扔了，门和床太近了，门根本打不开。” 一边说着，老李一边用手按牢贴在衣柜门上的一截透明胶带，防止柜子门自动打开，占据本就不宽敞的房间。

　　因为没有阳台，老李在相对的两个柜子中间搭了一根竿子，用来晾衣服，而更多时候，老李夫妇把刚洗好的衣物搬到楼下去晾晒。

　　邻居王元（化名）则连这10平方米都没有，同样大小的房间内，一度住着王元一家和朱敏（化名）一家共六口人。进房门的前半部属于朱敏家，摆放着一张双人床和柜子，床上是一个小书桌，供今年读高三的孩子复习用。

　　沿着双人床边侧身向里走，就是王元家。两家之间，只用一个床头板隔开。一张床和几个柜子近乎是王元家全部的家具。王元加盖的“吊脚楼”也在近期因为违建问题被拆除，很多东西在小屋里堆得满满当当。

　　“吊脚楼”的前生今世

　　居民们都已记不清到底是哪一家最先搭起了吊脚楼。

　　五年前，儿子带着女朋友回家，面对局促的小屋，老李下定决心仿效邻居在窗外扩建一间简易房。

　　近乎同一时期，女儿的成长让王元觉得需要多腾出一些空间，借助窗外的一个小露台，王元也盖了一间小屋。

　　“噼里啪啦都盖起来了。”老李说，第一家盖起来后成为了“样板间”，邻居们看着不错便纷纷效仿，最多时，这栋楼外“长”出了30多间简易房。

　　这些自建的简易房距地面二三层高，基本上都靠直径10厘米左右的钢管支撑，四面再搭上彩钢板，窗外的家就已建成。

　　王元家窗外的简易房用来给女儿学习和居住，“里面搁了一张床、一个电脑桌、一把椅子和柜子，孩子打小学习环境就不好，现在能考上大学我都觉得挺神奇的。”

　　王元曾经想过给女儿买台电脑，但看看狭小的空间还是算了，“别人家孩子可能玩玩游戏机什么的，我们这条件也就不想了。”

　　这栋小楼原是京棉二厂的职工宿舍楼，在上世纪90年代，解决了很多厂里职工的生育哺乳问题，因而被称为“母子楼”。在居民口中，这栋“母子楼”本也是用来过渡周转用的，老李回忆，“最初的时候，厂里有孩子的女职工中，四个母亲住在一间约18平方米的宿舍内，后来条件改善搬到了这边，但都是‘临时’的。”

　　老李说，当时能够搬到“母子楼”住的都是厂里的劳模、先进或者双职工，后来陆续有生活困难的也搬到这里。

　　筒子楼里只有公用厨房和卫生间，基本上四户人家分享两个灶台，主妇陈丽（化名）对此颇为无奈，“做饭做菜也要排队，而且只能做点简单的，想炖个肉都很难，用时间长了别人也会有意见。”

　　空间有限给做饭带来了难题，而吃饭也非易事，陈丽说，“吃饭就在床上吃，或者人少的时候在公用厨房吃。平时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尤其是两家住一起的，如果关系好还可以，但是时间长了肯定会有矛盾。”

　　刚搬到这栋楼里时，各家带着的还都是小孩子，一晃20多年过去了，孩子们都在小楼内长大成人，楼里居民们则普遍面临一个问题。陈丽说很多职工子女“不敢交朋友”，“怎么往家里领啊，来了看一眼就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后悔当年的“留守”

　　在老北京的工业体系中，素有“一黑一白”的说法，“黑”指的是位于西边的首钢，“白”就是东四环外的棉纺厂。

　　京棉厂建于上世纪50年代，至1957年已建成了三个棉纺厂。上世纪90年代，王元夫妻俩就在这“黑白”两家国企上班，妻子在京棉二厂，王元在首钢，“那时候京棉二厂效益好，我老婆工资比我还高，她每个月收入800元，我是500元。”

　　在国企上班，王元也曾经被不少人羡慕，“福利待遇好，还有福利分房，尤其是京棉厂，当时很多人想进都进不去。”

　　如今，王元时常会后悔在单位福利分房时没有买下一套房，而只是盼着居住的这栋老楼能拆迁，“我其实是赶上了分房的末班车，但当时单位在石景山就觉得西边落后，还是朝阳这边好，所以给我都没要，这边一等就小二十年了。”

　　王元之所以会等，而放弃了石景山的分房，是因为能够搬进这栋“母子楼”在当时成为了一个身份的象征，“单位福利分房是连续的，也是阶梯性的，当时大家心里都明白，能住在这里将来肯定是有福利分房。”

　　跟王元家“一板之隔”的朱敏回忆称，当年京棉一厂和三厂宿舍都拆迁分了房，这也给自己带来了很大希望，但现今剩下的二厂成为了“历史遗留问题”。

　　还没等到拆迁，2006年厂里大批职工被买断工龄，按照工龄计算，老李妻子拿到了几万块钱。朱敏也在同批买断名单中，虽然拿到了些钱，但朱敏有些后悔当时没有再凑些钱买个房子，而是和整栋楼的居民一样，盼着二厂的宿舍能够像一厂和三厂一样拆迁，“当时买断的时候要是单位轰我们走，我们也就想想办法搬走了，但是觉得眼前有一个香饽饽，我们就都等着，这一等就到现在了。”

　　近年来，京棉二厂生产厂房已被整体改造成创意园区。而宿舍区的筒子楼，仍旧保留了二十年前的样子。

　　未来进行棚户区改造

　　拆除违建后，据媒体报道，八里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找到宿舍楼的产权方京棉集团，双方协商，由京棉集团腾出20多套正在出租的公寓房，提供给拆违后不够住的居民。这次拆违，“母子楼”内有36户居民因为住不下需要安置。在4月20日拆除违建房之前，相关单位出资，把需要安置的居民安排到附近宾馆临时周转，最迟这个月底，每户都能住进安置房。

　　“我们支持拆违建，但也希望以后能有好的安置。”老李夫妇已被安置在了京棉集团原来的宿舍楼里，每月租金约有七八百元。

　　被安置的“新家”离现在住处不远，老李说只往那边搬过两把椅子、一张床垫和晚上要用的被子，其余有什么需要的再回来拿，而屋里放不下的东西只能暂时放在楼道内。

　　老李说他只希望有个稍微大一点的房子，“最起码儿子儿媳妇回来有地方待着，亲戚朋友过来串门也能有个落脚的地方，希望有什么其他办法，让我们居住条件都能改善。”

　　如今生活空间的逼仄，让老李时常回忆起曾经工作中取得的成就，“兢兢业业工作了三十几年，区先进得过好多次，还立过三等功，但这都是历史，翻篇儿了，只看现在。”

　　老李现在仍在做着联防队员，负责社区治安，早中晚三班倒。工作中，老李经常需要在夜里蹲守，“以前天天夜里去，一蹲就七八个小时，为了防蚊子，夏天用塑料袋套在脑袋上，在双眼和鼻子那抠三个眼儿，一蹲就一宿。”随着年龄的增长，老李逐渐有心无力，身边共事过的队友很多病退、离开，“都老了，干不动了”。

　　已到退休年龄的老李时常想着什么时候能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抱上孙子，“楼里很多年轻人不敢谈朋友，我们这是没房子也不敢要孙子。”

　　京棉集团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违建被拆后，居民安置在宿舍和宾馆也确实是临时之计，“只能先这样等着，而且说实话以前住着简易房也确实危险，心里不踏实，现在安置了之后先住着吧。”工作人员称，目前该楼已经列入棚户区改造计划。

　　本版文/本报记者 郭琳琳

　　摄影/本报记者 黄亮

(北京青年报)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