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接受媒体专访时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10年间，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65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有所上升，超过1.7以上，并没有达到国际学术界认为的‘低生育率陷阱’临界值（1.5以下）。”
这一言论引起了梁建章、黄文政等业内专家的反驳，并发文表示，随着堆积趋于消失，我国总和生育率将快速跌落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
“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严重少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失调的格局仍然没有改变，人口形势依然十分严峻。”4月16日，人口专家、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兼职教授姚美雄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同样表示，全面二孩未达预期说明了百姓生育意愿真的已十分低下，表明我国已掉入低生育陷阱。
按照人口统计标准，总和生育率2.1为世代更替水平、2.1以下为低生育水平、1.5以下为很低水平、1.3以下为超低水平、1.0以下为危险水平。
人口结构失调
人口少子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新挑战和最大挑战，这给全球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变局。
“目前，正在产生人类历史上没有经历过的人口变化即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全世界近一半人口已经生活在生育率水平低于更替水平之下的国家。其中，我国社会发展已进入新阶段，人口已经出现新的历史性变化趋势，已步入少子化、老龄化社会，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人口数量转向人口结构。”姚美雄称。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末，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出生人口比前一年减少了200万人，下降幅度超过10%。而从1978年至今，我国人口出生率更是创下40年新低。
而与减少的新生儿数量相悖的是，我国老年人口却在不断的增加。统计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8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从1.26亿增加到2.49亿，几乎增加一倍，占总人口比重从10.2%上升到17.9%。
在这一减一增之间，我国失调的少子老龄化人口结构愈加严峻。
就此，姚美雄给出这样一组数据：2018年，我国0——14岁的人口总量只有2.35亿人，比1982年减少了1.06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6.9%，大大低于世界的26%平均水平。同时，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18年已达1.67亿人，占总人口比重11.9%，比1982年上升了7个百分点，已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预计，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2022年将超过14%，进入老龄社会。
按照人口统计标准，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20%-23%，为正常；18%-20%，为少子化；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下，为超少子化。
而这样的人口结构直接导致了了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据记者了解，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值后开始持续减少，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至2018年的7年间减少了3006万人，比重为65.3%，比2011年下降了4.5个百分点。
“其中20-34岁的青年劳动力是劳动力的主力军、生力军，是创新、创业和消费的主体，也是产业升级的关键，2020年后将出现悬崖式急剧减少，2022年至2025年，每年将净减1100万人以上，到2030年将比2010年减少1.04亿人、减少32%。”姚美雄表示，2017年以来全国一些地方“抢人大战”此起彼伏，反映了我国人口困局尤其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各地预期青年人口将急剧减少，就先下手为强，为未来储备年轻劳动力。但这只是人口危机爆发前的冰山一角，真正的考验将在2020年之后的全面爆发。
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
新生儿数量的下降、全面二孩未达预期已说明老百姓的生育意愿十分低下，专家表明我国已掉入低生育陷阱。
低生育率陷阱，是指生育率一旦下降到一定水平以下，由于价值观的转变、生存压力增加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生育率会继续不断下降，很难甚至不可能逆转。
近年来，为了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中央先后实施了单独和全面二孩政策。但是，由于生育观念改变、育儿成本提升以及缺乏相应鼓励措施等因素的影响，从2018年和近几年数据看，二孩效果远低于预期，2018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比2017年减少200万人、比2016年减少263万人。作为全面二孩第一年的2016年就已是生育高峰年，也将是21世纪人口出生峰值年。
同时，2018年、2017年出生人口合计比相关部门的中预测数还少1052万人，远低于此前各方判断。
与之相对映的是，除2016年、2017年有所反弹外，近20来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均在1.4左右，远低于2.1更替水平，大大低于世界2.5的平均水平。甚至，有专家预测，该数值将快速跌落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
从历史和国际的经历看，总和生育率1.5水平是一个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滑到1.5以下，就进入了低生育率陷阱，很难回升。
“由于我国生育率长时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负增长趋势已不可逆转，预计2024年左右，我国人口将出现负增长，2100年我国总人口将在7亿人以下，将比现在减少一半。”姚美雄表示，伴随未来人口急剧减少，人口结构并不会得到优化，少子老龄化会更严重，这将严重削弱未来我国活力、竞争力、实力和影响力。
人口已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短板，也是21世纪我国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鼓励生育是最大的供给侧改革
严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相叠加，人口结构已严重扭曲，未来将呈现老年人多、青少年少的倒金字塔型结构，曾经引以为傲的人口优势正逐渐丧失。
“面对当前的形势，我们应当前早作择断，撸起袖子加油干，立即由全面二孩走向全面鼓励生育，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提升人口增长率，构建相对健全的人口结构，以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必要的人口和人才支撑，并有效扩大内需，为发展提供新动力，维护人口安全。”姚美雄表示，全面鼓励生育是最大的供给侧改革，也是重大的需求侧改革，是当前最紧迫的改革。
就此，姚美雄建议，首先，应把鼓励生育尽快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进行研究部署。
人口问题已耗不得、拖不起，如果不采取强有力措施予以扭转，人口结构将会进一步扭曲，少子化、老龄化将更加严重。当前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足以表明我国人口形势的严峻性，足以支撑启动全面鼓励生育的决策需求，已无需等待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早鼓励生育，早主动，越迟鼓励，越被动、代价越大。鼓励生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建议中央尽早将鼓励生育确定为新的基本国策。
其次，树立新的人口发展战略理念。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树立新的人口理念。破除生育率越低越好、人口越少越好的思维，树立人口尤其青年人是最宝贵资源的观念。进入新时代，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第一资源，人才来源的基础是人口；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强化人力资源投入，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同时，完善人口法律法规。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新阶段，要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人口发展法》。立即废止社会抚养费，立法保护胎儿生命权，立法禁止性别歧视，保护妇女就业权益。制定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新的人口治理考核机制。
除此之外，要构建新人口发展政策体系，把提升人口增长率列入国家核心发展战略。同时，构建家庭养孩与国家养孩相结合的新人口再生产机制体制，加大财政支持，在税收、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强化鼓励生育的公共服务，让百姓愿意生孩子，养得起孩子。
比如，将女职工带薪产假延长至300天，配偶陪产假延长至30天，对于用人单位增加的负担给以相应减税或资金补助；把幼儿教育视同义务教育，大幅提高财政对幼儿教育的投入力度，把民办幼儿园教师开支也列入财政供养，幼儿教师编制与待遇向小学教师看齐，提高对托幼扶持；对家庭育儿等支出的税收减免抵扣，对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发放适当的儿童养育补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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