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已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到2025年，将培育形成一批新型消费示范城市和领先企业。那么，各大城市目前的消费力如何？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研究了主要城市的人均消费支出和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人均消费支出方面，前十名的城市分别是上海、深圳、北京、广州、杭州、珠海、佛山、厦门、长沙和东莞，以南方城市为主；在人均消费率方面，位列前茅的主要是北方城市。
需要说明的是，部分重点城市的人均消费支出数据未公布，在此没有纳入统计；另外部分城市在人均消费支出方面，只公布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数据，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当地的城镇化率测算出全体居民的人均消费数据。
第一财经根据各地统计公报、公开资料梳理
人均消费十强城市：一线城市领衔
第一财经记者统计了35个主要城市2019年人均消费支出，有17个城市的人均消费支出超过3万元大关，除了长沙和武汉，其余15个城市均位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其中，有5个城市人均消费支出超过4万元大关，分别是上海、深圳、北京、广州这四个一线城市，以及近年来因为数字经济而快速发展的准一线城市杭州。
榜首的上海去年全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5605元，比上年增长5.2%。上海也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城市，据抽样调查，2019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9442元，比上年增长8.2%。
深圳和北京的人均消费支出都超过了4.3万元，分列二、三位。值得注意的是，广州近几年虽然在金融、互联网等产业发展方面不如其他三个一线城市，上市公司数量甚至低于杭州和苏州，但在人均消费支出方面，广州的表现并不弱。数据显示，去年广州人均消费支出为41999元，与北京、深圳的差距并不大。
相比深圳、北京等地较高的居住消费支出，房价较低的广州，在饮食方面的消费更加突出。今年7月，在广州市第159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现代市场研究所所长、《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发展报告》执行主编何江介绍，从人均消费水平来看，广州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居国内主要城市第一位。各类消费中，餐饮消费活力持续旺盛，广州餐饮消费总额与北京、上海不相上下，人均餐饮消费连续多年保持全国之最。
广东体改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广州对美食消费意愿强烈，宵夜可以吃到很晚，所以吃喝花销就比较大。
前十名中，位居第九的长沙是唯一一个中西部地区城市，超过了东莞、苏州、温州、宁波、无锡等沿海发达城市，这也显示出长沙旺盛的消费能力。
湖南社科院研究员童中贤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长沙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大家都比较敢消费。长沙的房价比较低，大家也有更多的钱消费，这样一来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更强。
“我身边朋友供房压力都不算大，但大家吃喝玩乐消费确实比较高。”在长沙工作的肖女士说。
对不同城市来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高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房价、物价、可支配收入等。总体上看，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的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也越高。不过，人均消费支出也受到一些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比如城市化率越高的城市，往往全体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也越高。
比如厦门虽然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苏州，但人均消费支出却高于苏州，这是因为厦门的城镇化率比苏州高出了12.2个百分点。
在近期于清华大学举行的“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2020”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教授说，目前约有40%的人住在农村，但是他们在居民消费中只占22%，很显然农村居民消费的提高，是未来拉动中国经济最大的潜力。
居民支出占GDP比重：北高南低
今年，中央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过程中，消费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进一步巩固，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7.8%，高于资本形成总额26.6个百分点。
上述论坛上，蔡昉表示，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8.2%，中国GDP按照官方汇率计算，已经占到世界的16.3%，但是最终消费仍然只占世界的12.1%。如果说我们GDP的比重和我们消费的比重能达到一致，那么还有4个百分点的潜力可以挖掘，这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会非常显著。
那么各个城市的消费率究竟如何呢？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当前，也有人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重来衡量城市的消费率。
从社消总额与GDP的比值来看，第一财经记者统计的39个城市中，有9个城市这一比例超过了50%，分别是沈阳、石家庄、呼和浩特、大连、温州、济南、西安、兰州和南宁。
不过，用社消总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城市的消费率，并不完全准确。一方面，社消总额是商品性货物消费，而居民消费不仅有货物消费，还有服务消费，尤其是近年来，服务消费在不断升高。
另一方面，一个中心城市的社消总额，不仅来源于本地居民的消费，也来自周边地区，尤其是省会城市、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城市；而一些非省会城市，尤其是以制造业为主的生产型城市，社会消费主要是来自本地居民的消费，来自周边地区的要少很多。
因此，用人均消费支出/人均GDP（不包含政府消费部分，因此这一数据要明显低于最终消费率）或者叫“人均消费率”来衡量更为准确，也更有参考意义。根据第一财经记者对35个主要城市人均消费率的统计，有7个城市这一数据超过30%，分别是温州、哈尔滨、沈阳、天津、石家庄、兰州和东莞，总体上北方城市居多。
相比之下，这一数据较低的主要是南方的一些生产型城市、制造业大市，如常州、无锡、南通等，以及合肥、深圳等。彭澎分析，南方这些制造业大市以生产终端消费品为主，它们生产的产品并不仅要满足本地的需求，输出的也比较多。相比之下，有些地方生产的终端产品需求较少，输入的产品比较多，这也影响了人均消费率的数值。
另外，不同地区的消费观念、房价水平等因素也会影响“人均消费率”。比如，由于不少北方城市工业化进程较早，非商品化的住房占比非常大，整体的房价水平较低，因此居民收入中用于日常消费的部分会更多。相比之下，一些地方房价较高，就会相应减少居民在日常消费的花销。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北方城市居民很多是在体制内就业，各种社会保障齐全，他们也更敢消费。而南方不少城市，有相当多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赚了钱都拿回老家用了，这也影响了城市的居民消费支出。同时，高房价对居民消费有挤出和抑制效应。而在一些一线城市，部分居民的教育培训等服务消费开支甚至有超过消费品开支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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