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奶杀手”张玉芬和她身后的女性同盟

2021-09-30 17:27 人阅读 来源:未知

 “任何时代,世界上总有好多受苦受难的女人,是不是需要有人来拉你一把?”

 
编者按:婚姻破裂是她们人生的转折点,那是大厦崩塌般的破碎。经济上的重压、情感上挥之不去的阴影,都对她们造成了创伤。停留在那些创伤里也许难为外人理解,但背后是这一代人的命中注定。张玉芬率领的这个“民间妇女维权”团体,曾经野蛮生长。对这个群体来说,个体家庭曾是玫瑰色的梦想和随后的梦魇,她们只有寄望集体,抱团取暖、解恨、安度晚年。
 
张玉芬的生活看起来和大多退休老人没什么差别。每周,去附近的公园跳广场舞。周末,在线上平台宣讲国学。时光步入2021年,她63岁了,墨镜不再像过去20年一样,成为外出的标配。有媒体报道她时,用了这样的题目:“二奶杀手老了”。
 
在她最新的日常圈子,极少有人了解她的这个身份——媒体上曾赫赫有名的“二奶杀手”。认识一年多的国学班成员只知道:张姐性格直率,能做大事,常有北京的记者前来采访。
 
2021年妇女节,张玉芬带着几位老朋友到国学班成员家聚会。她穿件紫色毛衣,亮红色镶金边龙纹马甲,系黄色丝巾,披一件毛绒玫红色外套。饭桌上,她的声音永远是最洪亮的:和旁边的人谈天、不知疲累地安排合影的位置。她拿出和外媒记者的合影,“我跟崔永元聊过,董卿的微信我也有”,“世妇会都提起过我,陕西妇联想来拜访,我说别来,我来无影去无踪!”没人提出质疑。
 
聚会中途,有新人加入。饭后,各自散去。在去公交车站的路上,张玉芬用后怕又兴奋的语调告诉老友,聚会上后面来的女人是她当年打过的“小三”。当年,她们一群人直接冲上去,把这人都打懵了。“刚把我吓得赶快给你们挤眼睛,就怕谁提一句,我就是大名鼎鼎的‘二奶杀手’。”
 
十多年前,张玉芬登报的形象 /受访者供图
 
十多年前,张玉芬登报的形象 /受访者供图
 
比起张玉芬这个化名,“二奶杀手”的头衔已经被广泛传播将近20年。从1997年因丈夫出轨而开始“反击”,2002年起诉丈夫犯了重婚罪。从她自己抓“小三”,到组建“女子侦探队”帮别人取证,上电视、上报纸。尽管年代过去已久,她却一直是媒体的“常青树”。
 
网络看待她好似猎奇,外媒曾把她称作“反腐先锋”(因她率领受伤害的妻子们去侦查她们的官员丈夫)。媒体报道她锲而不舍地和前夫打的“11场官司”。网络平台上,至今流传着她率人在街上痛打“小三”的激烈场面。张玉芬说,被无情的丈夫抛弃的女人无法制裁男人,收拾的就是“二奶”,她们是在反抗。她曾对着镜头说:“我热爱这场战争。”
 
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她又屡屡被提醒,打“小三”是非法的,也是厌女的。她一边被作为茶余饭后的市井故事传诵,一边又被架在观念的批判中接受审视。
 
轰轰烈烈的舆论热潮里,张玉芬记录求助人信息的笔记本多达30余本,码成高高一摞。从最早的“十姐妹”到后来的反“二奶”联盟,那一批因相似的处境熟识张玉芬的女性,如今大多还团结在张玉芬周围。
 
她们的联盟是松散的。从一开始“捉奸”取证的女子侦探队,到2013年在北京成立的女性救助站,与其说是一个组织,不如说是朋友间的联结。她们彼此慰藉、支持,也有过隔膜、决裂。她们的观念偶有冲突,但讲述各自相似的婚姻困境时,又相互理解。
 
她们的经历有社会变革的影子。1980到1990年代,社会风气从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家庭神话被重新拾起。大批下岗的女性,接受了“妇女回家”的思潮,重心越来越偏向家庭。而对一些人来说,玫瑰色的家庭神话,又演变为丈夫出轨、离婚带来的梦魇。
 
所有女性共通的经验,足以让这个故事呈现出它复杂的底色。这是一个群体的苦难,她们在遭遇家庭破裂后有着挥之不去的经济困境、情感挫伤。她们的愤怒和行动引起了世人的围观和哂笑,但那些撕心裂肺的痛苦,都是真实的。
 
崩塌
 
“我不参与,但是我支持她们打‘小三’。”林芳是一名大学教授,和张玉芬已经有十多年的友谊。
 
2003年,林芳从报纸上看到张玉芬的报道,还在离婚伤痛中走不出来的她尝试着联系上了张玉芬。那天已是晚上10点多,张玉芬接到她的电话,很快提出到她家来看她。“第一次见面就特别感动。一个陌生人诉个苦,她这么晚还跑过来。”林芳说。
 
直到现在,林芳还是会经常给张玉芬电话。“你要是痛苦、难受,给她打电话,她绝对不会说我忙着”,林芳叫她张姐,“就算她开会,她也会让我去见她。”如今,林芳的活动也多了起来,她会跟着张玉芬表演秦腔。
 
“任何时代,世界上总有好多受苦受难的女人,是不是需要有人来拉你一把?”林芳说。当她讲起20多年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背叛,依然情绪激动异常。
 
1998年夏,西安的太阳一如既往地强烈。为了给远房小姨的女儿找工作,林芳央求在招生办工作的丈夫帮忙。一开始,丈夫说“这是你家的事”,她给丈夫赔笑脸、洗脚,终于有一天,丈夫的态度变了,林芳很高兴。那时,远房小姨和表妹已住进她家,给他们洗衣、扫地、做饭。“恨自己瓜着”,林芳没多想。她和丈夫各有一套房,朋友让她去丈夫的房子里看看,她也懒得去。
 
林芳很顾家。每过寒暑假,她本有大把时间和朋友外出旅游,但她总是守在家里。“上门送礼的女人太多了。"不过,她从没怀疑过比自己年轻十六、七岁的表妹。“我想我给她帮忙受了多少挫折,为她的工作奔波晒到头疼,就没怀疑过”,林芳说。直到有一天,她在丈夫的那套房子里,发现有好多表妹的东西。
 
此后的经过和太多离婚案件相似。男方提出离婚,说他们是仓促结婚。林芳懵了,他们是中学同学,大二开始谈恋爱,毕业了才结婚,怎么就变成“仓促”了?此时的她早已财务自由,“我啥都不要,就要马上离婚。把字一签,走人。”离婚不久,前夫和表妹结婚、生子,林芳从此再没见过他。
 
和张玉芬倾诉时,她反反复复提及的,是刻在脑海里的几句话。表妹说,是哥要看上我,嫌你老,我也没办法。给小姨打电话,她只说对不起你。她还忘不了的,是前夫当年追求她时说,不接受就从桥上跳下去。以及,离婚后的她,恨自己“没本事”,没“看住人”。
 
 
 
妇联机关报《中国妇女》封面,50年代的劳动女性和80年代的一家三口/图源网络
 
妇联机关报《中国妇女》封面,50年代的劳动女性和80年代的一家三口/图源网络
 
她说自己想发疯,曾经半夜一丝不挂,想跑出门闹去。门一拉开,她又想,我女儿怎么办?学生咋说?又把门关上。她想过报复,“真的想放一把火烧了”,但又觉得这和她作为老师的身份不符。“我的痛苦有一千倍一万倍,但就是做不到把她(小三)打一顿。”
 
1980年代,《婚姻法》修订,“感情破裂”成为法定离婚原则。这本是尊重个体自由的观念革新,但现实中,却导致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后果:出轨的人,只要诉诸感情破裂,就能不担责离婚。而与此同时,“妇女回家”论调高涨,女性经济上依赖丈夫、思想上看重婚姻家庭,而出轨的大多是男人。
 
“这不是感情问题,这是社会问题。”林芳说,“谁和谁能有多大感情?是社会风气变了。”
 
共通的命运
 
张玉芬周围,聚集着一群和林芳类似经历的女人。伊芸就是“被离婚”的。有一天她回到家,房子里的东西被拿的拿、砸的砸,好像进了小偷。在这突如其来的“浩劫”之前,她在家照顾孩子,虽然只拿着事业单位停薪留职的微薄工资,但丈夫是法官,生活还挺滋润。
 
2004年,她抓到丈夫和其他女人在一起,事情挑明后,房子就被砸得一塌糊涂。“人心变了,翻脸就跟翻书一样。”伊芸先回了娘家,但“救急不救贫”,妹妹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没多久她又搬出去了,带着孩子租了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
 
当时,她回到单位拿着260块的工资,房租却要210块。房间只有一个床垫,孩子没地方写字,来办公室收破烂的人跟她熟,才给了她留了一个电脑桌。那个房间,她住了一年多。
 
她在外面兼过职,做过脏活累活,化粪池都挑过。也献过血,只为了献完之后给的那点吃的。她忙到抽不开身时,张玉芬和周围的人都帮她看过孩子。有一年夏天,张玉芬去外地旅游,都带着她女儿。孩子叫张玉芬“大妈”。
 
伊芸求助过媒体,也找过妇联,虽然都给了她一些帮助,但相对来说,这些帮助还是太小了。她当过兵,那个年代女性能当兵,多多少少有一些背景。她的伯伯是法院院长,丈夫沾了伯伯的光,做了法官。她决定自己想办法。
 
面对无法挽救的婚姻,她一边工作、带孩子,一边在张玉芬的帮助下搜集证据。2005年,她给法院反映了丈夫的问题,对方被记了“大过”。她也发泄过,2007年,张玉芬带着姐妹找到伊芸婚姻里的“第三者”,她们扭作一团的场景,被电视台拍了下来。为此,张玉芬还收到过传唤证。
 
张玉芬和伊芸当年“捉奸”现场/华商报
 
张玉芬和伊芸当年“捉奸”现场/华商报
 
到2008年,孩子上小学了,伊芸决定了断,法院判决离婚。女儿归她,房子由她居住使用,但作为过错方的男方,没有任何赔偿。她觉得不公平,“女人的付出很多是无形资产,太以家庭为主,却得不到承认。”
 
后来,她和前夫协议,将房产证过户到孩子名下。她已经不再提起过去,没想到去年底,前夫却把房产证用于抵押贷款,平静了没几年,她又要开始处理经济纠纷。“婚姻会有一辈子的麻烦。”她说。
 
在张玉芬身边的所有女人,都曾被逼到过绝境。罗玲和张玉芬年纪相仿,她1981年结婚,丈夫靠着她姐的关系从部队调回了当地公安系统。
 
婚后的罗玲负责照顾家庭。到了九十年代,丈夫的工资已比她在工厂高好几倍。日子好了,家里还买了车。丈夫回家却少了,公安工作忙,有时一查案子就半个月,罗玲没想太多。直到2003年的一天,她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嫂子你好,你不要管我是谁,你家老孙在外边有人了,已经在一块6年,小区的人都知道。我就把这个信息给你说,我觉得女同志很可怜。”说完,他就挂了。
 
罗玲找到丈夫,没想到挑明之后,他越发不回家。从不红脸的两人开始打架,罗玲还因高血压住了院。她砸过丈夫的警车。“那会都不理智了,他前头开警车,我在后面坐出租车撵,他进看守所办事,我就直接拿砖头把警车砸掉了。”
 
“到这种程度了,他还是不承认出轨。”她告到局长那儿去,局长说,你们俩说的大相径庭,你丈夫说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
 
事情越闹越大。砸了车之后,丈夫到处找罗玲,要跟她离婚。他搜查她姐姐家、弟弟家,就是没想到张玉芬给罗玲找了一个住处。双方闹得不可开交,罗玲的外甥带着大姐到局里质问他。弟弟则说“杀了他的心都有”,甚至想绑了他。
 
张玉芬成了主心骨的角色。她给罗玲建议,事情已经发生了,再痛苦也要解决问题。下一步,要掌握更多证据。官司打了好几年,2010年,罗玲才离婚,财产基本没有损失。但到最后,她也没抹掉前夫的职务。
 
罗玲说,她想着,自己是工人出身,在社会上已经立不住了。自己的单位分房子,都是看前夫的面子。保住前夫的公职,也算是给孩子留一条路吧。
 
“火凤凰”
 
把这些不幸的女人团结在一起的张玉芬,自己的故事也和她们大同小异。
 
张玉芬生于1958年。她和前夫在当年知青下乡时认识,1982年结婚。张玉芬的父亲在税务局工作,前夫从部队当兵回来,也到税务局做了通讯员,后来给局长开车。张玉芬那时还在工厂,和大多家庭一样,她负责所有家务事,前夫专心工作。局长还亲自告诉她,开车必须要集中精力,家务上她要多担待些。
 
离婚前,张玉芬和丈夫外出旅游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离婚前,张玉芬和丈夫外出旅游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生活越来越富裕,丈夫变成了税务局的专管员。家里的房子是小区里装修较早的一批,花了几万块贴墙纸。家庭氛围却发生了变化,丈夫喜欢上了打牌,有时候赌一夜都不回家。90年代,碰上国企改制,张玉芬下岗了。买断工龄有将近两万块,但没想到,这笔钱被他拿走了。
 
事情早有迹象,和罗玲一样,她也接到过陌生号码的电话:“他在外面有人了。”在这之前,小区邻居也暗示让她“看好”丈夫。她没相信,还把对方骂走,“管好你自己家的”。
 
她没什么办法。那时,丈夫已经很少回家。她只能跑到单位找人,有时带上儿子,有时带上公公。丈夫转变了一阵,但时间一长,又不回家了。
 
1997年4月15日,张玉芬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因为没钱交电视费,她跑到税务局找人。在局里,他俩举着凳子差点抡起来。最后,他给了她500块。
 
当天晚上快11点,丈夫这次回家了,“离婚吧”。“想离婚门都没,我这一辈子不会离,”张玉芬说。儿子在一旁写作业,竖着耳朵听着。正吵着,电话响了,丈夫拿起电话,听筒声音很大,另一头是女声:饭做好了,快回家吃饭。
 
丈夫说,这是我在外面找的小妹妹。不离婚也行,不许干涉我的私生活。说完,他就走了,之后再没回过家。
 
张玉芬一下断了经济来源。家里的首饰、洗衣机、电暖器、小灵通,甚至连烧水壶都被他拿走了。她没日没夜地坐在家里沙发上,心里只想,这个家完了。
 
她没办法,拿一张报纸批发菜,拿到市场去卖。她连秤都不会看,每次挣5块钱,给孩子买一顿饭。为了抵抗饥饿,她就睡觉,睡醒了再用酱油煮一锅白菜。
 
和伊芸一样,她做过好多兼职。她学过中医理疗,去给人推拿。本来下午2点4点回,为了混中午一顿饭,她上午11点就去。她还卖过保健品,推销蜂王浆。做过税务代理,卖过保险,在气功协会帮忙卖过票。最困难的时候,母亲还给了她50块钱。
 
这样的日子里,她没消沉太久。“我想我更得要好好活,我必须要弄个水落石出。”她开始到税务局蹲点,骑着自行车满街追人。追了半个月,找到了前夫和那个女人的住所。
 
为了羞辱他们,她把寻人的广告贴到了他们的住所,还有“小三”的娘家。大年三十,她跑到“小三”娘家去,警告说要把对方父母一块告到法院。
 
丈夫搬了五次家,每一次,都会被她找到。2002年,在他生日那天,张玉芬带着三个对她的侦探队感兴趣的记者到他住所,全程录音,“捉奸在床,我可解气。我就不给他喘息机会。”
 
她想把他送进监狱,告他重婚罪,负刑事责任。但她费劲力气收集来的证据,只能证明他是“姘居”,算不上犯罪。她的取证方式也被法院质疑不合法,以至于前前后后打了11场官司,她高调接受采访,当地的、北京的乃至国外的媒体全来找她。“二奶”杀手的名声开始越来越响,“我把西安弄得天翻地覆”,报纸上都是她戴着墨镜的照片。连税务局都怕了她,她把前夫说的话告诉每一家媒体:“我们单位人人有情人,我要没情人多没面子。”
 
到2007年两人正式离婚时,他们已经纠缠了10年。前夫没有被认定有罪,也没有赔偿,房子是考虑到张玉芬拿低保的经济情况,才判给了她。但他被张玉芬弄出了名,工作丢了,“小三”的工作也没了。张玉芬觉得“解气”。
 
女性同盟
 
张玉芬从小是孩子头。她喜欢领导别人,小时候,她带着周围的孩子跳忠字舞,每个人跳了才能走。“她有凝聚力,大家都信服她。”林芳说。
 
2021年,张玉芬生活照/受访者供图
 
2021年,张玉芬生活照/受访者供图
 
刚和丈夫闹崩时,张玉芬找过妇联。她参加了妇联的小组,有类似经历的人相互倾诉,那儿有一堆、一堆的妇女。连着一星期她每天都去,有一天结束时,有一群人边讲边哭,她看着难受。后来,她把这些人叫到她被前夫搬得空荡荡的家里去。她说,你们有啥解决办法没?其他人说,妇联给我们场地,让我们唱歌、倾诉,说一说心里好受些。
 
张玉芬说,就这么说说,能解决问题吗?都快活不下去了。咱们现在同病相怜,待到一块,也是一股凝聚力。她问其他女人,跑出去的男人最怕什么?其他人面面相觑,张玉芬补充说,他跑出去还不让你知道,那他最终目的是什么?肯定是跟“二奶”在一起住着。现在最关键的,是要知道他们的窝在哪,只要找到了,后头带着家人去要钱,总能先把日子过下去。
 
“你们有没有胆量干?”张玉芬的“十姐妹”就这么“挖”来了。里面有在妇联认识的,也有看中医接触的,她们分成小组,互相帮忙找“二奶”。
 
当时,手机还没有普及。她们每个人都配备一个“小灵通”。没有车,她们就坐公交、骑自行车。她们协同“作战”,帮伊芸取证的时候,她们分成五组,1组在楼上,2组在电梯旁,3组在门外,4组在台阶,最后一组远一点儿,只要张玉芬一招手,一群人全上。见到“小三”,她们在一旁拉偏架,打“小三”,则由妻子出面,让她“解恨”,也规避风险。
 
她们会一起总结经验,“你的问题在哪?为什么没跟上?”。张玉芬从小喜欢《尼罗河惨案》、《神探亨特》,“刺激得很”。她会把跟踪人的衣服、鞋、袜都记下来,防止跟丢。有时候,她会带两身完全不同的衣服。她摸索出了一些方法:不要跟得太近,要保持距离,最好是在他的左后方,因为男的喜欢往右回头看。
 
这是一个苦差事。张玉芬做事情雷厉风行,从不迟到。有的男人晚上和朋友吃饭到十一二点,她们也蹲到半夜。直接“捉奸在床”的取证太难,她们有时会装作陌生人套话,问男人这是你妻子吗?录音、人证,都是证据。
 
蹲到窝点后,还要上门找人。张玉芬用上了当年保险公司的经验。她把“十姐妹”都拉来培训,看到男人上楼后,为了锁定居室,一户一户地敲门:“你好,我们是卖保险的。”一开门,就往里面瞅,就这样把人找到。
 
取证之后是打官司。有的官司打了好几年,“谁开庭,我们所有人都到场,就这么支持”。
 
她们几乎都是西安本地人,很多人住在机关家属院。有一天蹲点晚了,家属院门锁了,没地方住。她们干脆在大街上走着,从南门出来,越过钟楼,穿过西大街,穿着风衣、棉袄,肩并肩,唱着“向前进,向前进”。卡拉OK店还开着,50块能包一夜,她们随便找了一家,张玉芬掏了钱让她们休息,第二天早上各回各家。
 
她们经历过每个群体都无法回避的内部撕扯。在《第五编辑室》的视频中,张玉芬说,人和人之间,永远都是利益关系。有帮助过的人和张玉芬绝交了。有一个女人,找了“小三”的茬后,被“小三”的亲戚暴打。张玉芬让她把“小三”和丈夫一起告,她还是没告丈夫。后来,这个女人再也没接过张玉芬电话。
 
尽管有撕裂,她们彼此的关照是实在的。林芳是家里唯一一个考学出来的人,在西安没有亲戚,也少有朋友。离婚后,时常有异样的眼光投向她。学校的一个男老师曾说了一句:你老头都不要你。林芳当时就急了,跟他叨叨两句,没想到对方直接用脚踹她。张玉芬帮她出头,叫上几个姐妹一下冲进办公室:“你打我妹,她不是一个人,我就是她姐。”
 
她们也持续给彼此提供情感抚慰。离婚后,情感的创伤很难一时弥合。“最怕的就是逢年过节,”1999年大年三十,张玉芬让她们都到家里来,一人带一份菜。她们齐举杯,唱国际歌。如今,十姐妹的照片还用相框装饰着,挂在墙上。但张玉芬很少看了,“里面有好几个都走了,得了癌,我看了难受。”
 
张玉芬和朋友们在家聚会/张艺摄
 
张玉芬和朋友们在家聚会/张艺摄
 
同盟是排除那一类女性的:“小三”,这是被所有成员鄙夷和羞辱的角色。或许从这个角度,她们无法被称为“女性同盟”。但她们又分享着共同的命运,彼此倾诉着相互理解的苦难。她们有着相近的观念:和已婚男在一起的“小三”是家庭的“入侵者”,是“小偷”、“强盗”。如果没有“小三”,她们的生活本该很幸福。伊芸在最困难的时候,受到过已婚前男友的资助,两人有感情,但她把当“小三”看作绝对禁区,后来他们的关系不了了之。
 
她们在某些事情上也有些微的分歧。张玉芬并不否认当年打“小三”的行为:“确实打过,那是九几年的时候,后来就没有了,顶多拉个偏架。”相比于张玉芬提起打“小三”时的兴奋,伊芸更倾向于认为她们只是“轻微拉扯”,没有真正打过人。她说,如果回到当年,她会更理性一些。不过,她不会当面反驳张玉芬。
 
对婚姻和男人的态度,她们也是模糊的。张玉芬说,男人和小三一样该打。只是男人有钱有权,不敢下手。和艺术团的老姐妹倾诉时,她也会偶尔提起前夫,但已没有太多恨意。林芳想法则不同,她想过再曝光,“把小三名声搞臭”,但对于前夫,“他这几年身体不好了,更何况,我们毕竟曾是夫妻。”
 
“草根”组织
 
成名后,找张玉芬的人多了。2003年,张玉芬出资2000块,找熟人注册了“西安火凤凰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想通过商业的方式运作侦探队。张玉芬说,火凤凰意味着“浴火重生”。不过只运转了一年,由于收入少、要纳税,公司又关了。
 
伊芸曾在张玉芬的“同盟”里做过接线员,管过财务,很受张玉芬信任。“我们也不是机构,大家更像是一群朋友,一个团体。”伊芸说。
 
那时候,她的电话和张玉芬的电话都挂在网上,24小时都有求助者打电话来。最多的时候,她一年打了1万块的话费。她们有一套“工作流程”:先问清求助者的意愿,如果是想保留婚姻,那主要就开导。如果不想,那就帮忙取证、维护自己利益。
 
张玉芬记录来访者信息的笔记本/蒋芷毓摄
 
张玉芬记录来访者信息的笔记本/蒋芷毓摄
 
她们没有固定组织,一般是谁有空,谁就跟着去。求助者很少给额外报酬,惯例是给交通费、住宿费,再请吃饭。张玉芬周围,有一些家庭破裂的女性连饭都吃不起,求助者能被请一顿饭,对她们来说就是解燃眉之急。
 
一开始,张玉芬会垫钱。出轨的男人经济条件一般不错,有一次,她们跟踪的一个男人换了三辆车。车在二环上绕,还跑到咸阳、翠华山,一趟下来花了7000块钱。从那之后,她们要求,交通费花完,求助者要随时送钱来。
 
向张玉芬求助的人,“要么请不起侦探公司,要么涉及到官员,侦探公司不敢做。”她们也不会接待所有人。事情叙述不清、逻辑不清楚的,她们不愿意帮忙。她们怕被出卖。有帮助过的女性后来复婚,男人记仇,又找上她们的麻烦。也有遗憾,伊芸接过一个受害人妈妈的电话,但没两天当事人就自杀了。那让伊芸觉得,自己的力量还是有限的。
 
陕西妇女理论家庭研究会是当地最资深的的关注妇女发展、反家暴的社会公益机构,已经在相关领域深耕数十年。现任秘书长王延萍告诉《水瓶纪元》,她认为张玉芬的团队实际上就是一个“互助小组”。面对突发的婚姻危机,如果女性缺乏资源,不管是内在的精神、情感资源,还是外在的住房、工作等条件,都很容易形成创伤。
 
“社会需要更多对女性的支持。”王延萍说,这类女性常常面临的困境是,用法律途径维权难,由于“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规定,女人们往往需要自己取证。“要让一个过去相夫教子的人,突然之间变成强悍的法律专家,以一己之力取证、打官司,实在太难了。包括立法在内的外在支持需要跟进,社会组织也需要发展。当她们有难题时,基层的保护网要能提供一些服务。”
 
王延萍担心的是,这些人当中,原本可以走出一些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但如果她们自身也在创伤当中,在救助时,这些创伤可能会投射到别人身上,从而造成二次伤害。
 
伊芸做接线员到2016年,那时,孩子面临升学,她的经济压力大了,工作节奏加快。“很多人都是过客,”她说,听求助者的讲述,有时候会想起自己的事,也觉得难过,但是帮别人还是一种“善缘”。
 
侦探的故事到2007年遇上了转折点。由于和“小三”当面撕扯,张玉芬收到了传唤证,被指打人、扯项链。尽管后来传唤证撤销,她们也逐渐意识到了取证的危险。“开始想转型”,伊芸说。
 
她们自身经历、又看过了太多女性的困境。婚姻一旦破裂,很多人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没地方住。有的人睡到废弃的鱼缸里,有的在楼道搭个棚。张玉芬想,应该有一个地方为这些单身女性提供容身之处,等她们老了,也可以用群居的方式养老。
 
2013年,张玉芬在北京郊区创办“情感驿站月亮湾”。那是在门头沟,月租400块,她用退休金承担。罗玲去过很多次。当时,她在北京帮外甥带孩子,一到周末,她就去张玉芬那儿。
 
“月亮湾”救助站成立时,张玉芬与外媒记者合影/受访者供图
 
“月亮湾”救助站成立时,张玉芬与外媒记者合影/受访者供图
 
最多的时候,门头沟的屋子住了有十八、九个人。罗玲每次去,都买点吃的、用的,毛巾、香皂、肉。她不会直接给张玉芬钱。那儿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大家一起做饭、唱歌,好不热闹。
 
她们也一直希望办养老院。和张玉芬一样,离婚后,伊芸一直没有再找。作为单身女性,她们喜欢和姐妹共同生活。“未来我们很可能要群居生活,孩子太忙,压根顾不上我了。”伊芸说,她们当中的一些人缺乏经济来源,因此,才有了办养老院支持群居生活的想法。
 
钱依旧是难题。张玉芬一开始的设想是,办养老院,里面有救助站,还办托儿所。有能力的老人可以帮人看孩子,以此提供收入。想法一直没能成行,她寻求过政府、企业的支持。2013年,她在北京大街小巷跑,问门头沟区妇联、北京市民政局,都没法注册。做公益机构需要考证拿到专业资质,她也没考。外媒报道多了,甚至有国外基金想给她资助,但由于没有机构,她也没拿到那一笔钱。有人给她介绍了机构,但她只能挂职,做顾问,她也不乐意。
 
 
救助站办了五年,张玉芬又搬到了更偏远的大兴区。那是一对夫妇免费借给她的。为了筹资,她勾了三字经的十字绣,还尝试写书,但都没有可观的收入。
 
现在,向张玉芬求助的人还是没断过。去年,脚崴了之后,张玉芬已经彻底放下取证工作了。伊芸仍然在张玉芬组建的“民间妇女维权”微信群,群里有四十多人,现在已经很少人说话。张玉芬计划中的养老院,因疫情搁置了计划。来年,她还想去民政局,为养老院注册。
 
她们出现在媒体上的次数变少了。但朋友们还保持着见面,彼此关心着。最近的聚会在一个按摩会所里。伊芸有事先走,回去的路上,她给张玉芬打电话:“张姐,下雨了。”
 
(应采访者要求,林芳、罗玲、伊芸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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