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员、外卖骑手、专职滴滴司机，被称为互联网时代的“新生代民工”。事实上，一如以建筑工人为代表的“旧民工”成就了国际化大都市的实体，如今让我们倍感骄傲的、为我们提供高度“便利”生活的中国互联网，其燃料正是这些新生代劳动力。
而提到这些新生代工，我想起了我自己经历的一件小事儿。
大概一个月以前，我下班坐电梯下楼，跟我一起进电梯的是个送快递的小伙子。电梯关门的时候他接了个电话，因为要搬东西，他开了免提。电话是他老家的女朋友打过来的，讲的是豫东方言。
俩人寒暄了几句，女友突然就说，xx结婚了，咱们啥时候结？这显然是她打来这通电话的原因。小伙子脸色立刻就变了，说你着什么急？我这不天天攒钱呢嘛！等我攒够了，就回家结婚。
话聊到这儿，一切都还挺正常的，电梯也下了几层，但他女朋友不知又说了句什么，这小伙子突然就情绪激动了起来，说：“你别看城里那些白领一个个像个人似的，穿的人模狗样，其实狗xx不是，他们都是狗x！”，怒目圆睁，满脸青筋，给我吓了一跳。
“新民工”眼中的白领
我没再和那位在电梯里爆发的快递员接触，因为他的恶毒言语已经让我感到不适。但后来，我问过一位与我相熟的外卖骑手小方，我的问题大概是：如果假设你对你每天服务的白领感到不满，那这个不满的理由最有可能是什么？他想了想说，他不太理解为什么那些人明明赚的比自己多不了多少，还过着那么“奢侈”的生活。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电梯里的快递员的那次爆发，多多少少也包含着这样的想法。
“明明赚着6000块的月薪，却背着两万块钱的包；明明家里拿不出买房的首付，自己却完全不存款，过度“贪图享乐”。”这便是一部分“新民工”眼中的白领形象。
尽管不是所有的新民工都对白领怀有敌意，但毋庸置疑，新民工与白领在生活观念上的隔阂，已经在他们一次次交接快递和外卖的过程中，衍生出了某种值得关注的普遍矛盾。
北京朝阳区建外大街东大桥路路口。作者供图
不同于像建筑工人、流水线工人这样的“旧民工”，“互联网新民工”们已经摆脱了工地板房和工厂围墙，活跃在都市最为繁华的空间。但当他们与“白领”们产生了足够多的交集，生存逻辑的迥然相异会使他们怀疑“白领”阶层的合法性。
换言之，相对于“当局者”，也就是白领本身，这些貌似栖身于“底层”的新民工，往往更加了解白领阶层的脆弱本质。其中一些极端的个体，比如电梯里爆发的快递员，比如微信群里口出污言秽语的滴滴司机，他们的恶毒往往暴露了一种十分微妙的心态：白领，其实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光鲜。
两种“底层”劳动力
要理解新民工群体的这种心态，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调查他们的收入，并将其和与他们同龄的白领的收入相比较。
那么外卖员、快递员这样的新民工，每个月都能赚多少钱呢?
先说外卖。以外卖平台饿了么为例：饿了么与旗下骑手的劳务关系有自营、代理和众包三种模式，除了众包是类似滴滴一样可以做兼职外，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自营和代理旗下的骑手月薪在6k-12k之间，多劳多得。在我曾经走访过的、位于上海虹口虬江路的一个饿了么站点，有半年以上送餐经历的外卖员每月一般可以有8k-10k的收入。
外卖行业的准入门槛极低，只要身体健康、会骑电动车、能吃苦，再加上别是路痴就行了。经验的积累也十分容易，在固定的片区跑熟了，知道哪里楼下不让停车，哪里电梯要等很久，哪家餐厅出餐慢，就行了。
而相比外卖行业，快递行业从业者的收入，因为年资与区域不同，差异巨大。无论是顺丰还是“通达系”，皆是如此。总的来说，谁掌握了更多发货量大的客户资源，谁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一般来说，“通达系”基层网点那些只派件的基层员工，可以拿到 5k-8k的月薪。但如果你掌握了一定的客户资源，或者在顺丰混出了一定的资历，收入就非常可观了。
正是因为外卖行业与快递行业存在这样的差别，越来越多新来打工的年轻人会选择去送外卖而不是送快递。不少年轻的外卖骑手都有过送快递的经历。“xx的水太深了”，一位曾经在某知名快递公司送过一年快递的外卖骑手这样告诉我。
但无论是送外卖还是送快递，只要你勤劳肯干，八千以上的月收入，一般是能够保证的。
北京市2017年的人均月薪为8467元。显然，有一定经验的“互联网民工”，其收入是可以达到、甚至高于这个平均数的。
而一份2017年的调查显示，当年在北京工作的本科毕业生的平均起薪为5200元，按百分之七的年平均增长率算，从这个平均数来看，一个普通的本科毕业生毕业数年后，才有可能拿到一万块的工资。
从实际情况看，我身边毕业三到五年的普通白领，除了程序员等少数行业的从业者，月收入大概也都大概徘徊在一万元左右，这还是在他们都毕业于很好的大学的前提下。以我自己为例，我毕业于武汉大学，算是知名的985院校，但直到毕业后的第三年，实际月收入才超过了一万元。
事实上，在2018年的一份调查中，北京拥有两万元以上月薪的只占人群中的7.3%，白领们引以为傲的“职业通道”正在变得越来越狭窄，而在高企的房价面前，“职业前景”、“成长空间”这些词语也不再具有说服力。
对于“新民工”来说，年轻的白领已经不能在收入上“高人一等”。在事事以金钱为标尺的社会，中低收入的白领注定被人质疑。而他们竭尽所能维持着的体面，在新民工看来，显然是虚伪可笑的。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对于外卖行业来说，北京、上海这样城市的骑手收入之所以高，是因为这里的订单量巨大，而这些订单的消费者，正是那些每天往返于出租屋和写字楼之间的年轻白领。
也就是说，白领们的消费行为间接地为新民工们提供了工作机会，尽管二者都属于超大城市中的“底层”劳动力，但在这样的系统里，白领们的钱正在源源不断地流向新民工的口袋。而这些财富，最终会随着新民工们的离开流归乡土，变成彩礼、县城里的商品房和乡村里的三层小楼。与此同时，白领们拿到的，只是信用卡账单而已。
生存vs体面地活着
对于大部分新民工来说，城市只是他们赚钱的地方，他们对参与城市生活没有显著的兴趣，很多人在北京的生活就是“忍”：咬着牙赚钱，攒钱，一旦攒够了钱，就回家结婚生子，做个小买卖。因此，他们竭力压缩自己的生活成本，“体面”对于他们来说，远不如每个月多省下一千块钱来的实在。
我曾在上海跟拍过一天外卖骑手。中午吃饭的时候那个小伙子跟我说，我请你吃吧，今天这顿饭可以报销，我说好，吃什么呢？他说吃小杨生煎吧，每天送，也没吃过。
小杨生煎的人均消费大概在三十块钱左右，这样一餐饭，对于那位小伙子来说显然是奢侈的。
吃上如此，住上更是如此。
小方已经在国贸送了快一年的外卖了，目前他的月收入在九千左右，他的租房预算是1500元封顶：“超过1500我就走了，干着也没啥意思了”。
小方刚到北京的时候住在东南三环某小区的一张床位上，价格是一个月650块钱。所谓床位，就是“群租房”。那里的住房条件非常恶劣，小方当时住在客厅，那里在某种意义上算是“公共区域”，只摆了一张上下铺，而在里间的每间卧室里，都摆了四到五张上下铺，一套六十平米的房子，住了二十几个人。小方的床位对着厨房，即使没人开火，在床上坐着也能闻到刺鼻的油污味儿。
而比恶劣环境更让人头疼的，是群租房复杂的人员构成。小方居住的那间群租房，很多床位上住的是每日30元的短租户。有一天早上小方去上班，把他一般随身携带着的钱包落在了床上，虽然钱包里根本没有现金，银行卡里也没有钱，但晚上他回去的时候钱包还是丢了，那只钱包是他女朋友送给他的。
事实上，直到现在，很多餐厅、健身房仍然会为他们的员工提供这种群租性质的“宿舍”。很多饿了么的劳务代理商也会为他们的员工提供宿舍，但饿了么原则上反对这种行为，一经发现，他们会责令代理商进行整改。
小方在群租房里住了两个月，房子就被街道责令整改了，小方被“清退”。这时有同事邀请他一同合租，这种“合租”，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一人一间卧室的合租，而是指三到四个人共同租下一间三到四千元的卧室，然后在卧室中加床睡。但这样的行为，往往会招致其他房间室友的反感和投诉。好在小方几个人都是外卖骑手，他们工作忙碌，每人一个月只休息一两天，再加上交流得当，通情理的室友也就愿意包容他们，因此，小方一直在这间只须分摊700元的房子里住到了现在。
小方给自己的目标是，一个月存6000元，他很好地执行了自己的储蓄计划。而我，一个工作了三年多的“白领”，存款远不及这位只送了半年多外卖的22岁小伙子。
不过，并不是每个新民工都在租房问题上像小方一样幸运，顺丰快递员小周，原本住在天通苑的一间地下室里。这间地下室是被一家东北人承包起来的，内部进行了装修和隔断，虽然没有窗户，但每个隔断都是一个独立的私人空间，小周的房间比较大，月租是每个月900元。在后来的清退行动中，小周的地下室被查抄，他不得不搬到同一个小区楼上的隔断房中，月租变成了1500块钱一个月，尽管如此，他的房间仍然是众多隔断间中最差的、没有窗户的“暗间”。
一份2017年的调查声称：绝大部分快递行业从业者对居所的要求很低，“只要能有个栖身之所就行了”。实际的情况也大概如此，很少有快递员、外卖员愿意能接受两千元以上的房租，当然，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除了晚上睡觉，他们很少会回到自己的住所。
在位于国贸地区的光华路SOHO，每天中午都会有保安来到大厅值守，防止外卖员在那里的皮质座椅上躺着，理由是“形象不雅”。——下午一点到四点单量相对较少，有经验的外卖骑手一般会选择一个舒适的公共区域休息，相熟的餐厅是最常规的选择，光华路SOHO的大厅虽然不让躺着，但坐着也是很舒服的，每天下午，都会有成排的外卖骑手坐在那里靠着墙睡觉，保安就站在旁边看着，防止有人躺下。
郑师傅夫妇已经在上海做了快十年的快递了，尽管他们现在的收入已经和同龄的高级白领相当，但他们从来没想过要留在上海。——事实上，去年他们已经在老家盖好了房子，郑师傅的手机存着不少自己房子和家乡风景的照片，时常拿出来看一看，相对他们在上海的简陋住所，照片里的老家显得十分豪华舒适。只要闲下来，聊上几句郑师傅就会把话题引到他的老家上，“你以后一定要去我们那看一看”，能够在未来回老家过一种舒适体面的生活，就是他在这里风吹日晒的核心驱动。而关于上海，白领们所在意的漂亮街道、巷子里的小酒吧和迪士尼乐园，对于郑师傅来说几乎毫无吸引力。
尽管像郑师傅这样的“新民工”已经是城市社会系统的深度参与者，但他显然并不认可城市的生活方式。无法在大城市中找到归属感的新民工，和一心渴望在大城市安身立命的白领们，注定有着巨大的行为差距。
虽然没有找到合适的数据，但根据我的经验，月入一万元的白领，一般来说是愿意拿出三千元左右来租房。“三分之一”这个数字，在前段时间各类媒体因租房问题而采访的大量例子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
在房租上涨前的北京，三千到四千元可以在自如租到一间面积尚可的单间，可以与一两个朋友合租一套五十平米以上的整租房屋。租一间这样的房子，可以保证放下足够多的东西，可以在房间里肆无忌惮的说话，可以带异性回家过夜。在大多数白领看来，这些是最基本的体面。
现在，他们原本三千块的自如单间要涨到四千元。这多出来的一千块钱，本来可以用来进行基本的社交，可以攒上几个月买一部心仪已久的耳机，可以定投进理财产品里给自己象征性的增加自己抵御风险的能力，总之这钱现在就被人无情地吸走了，他们原本不多的体面便又被剥削了一层。
我问小方：你觉得为什么白领一个月能出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工资租房子？小方说，可能因为他们家里有钱吧。
我告诉他，家里有钱的年轻白领只是一少部分。大部分人之所以敢拿出三分之一的收入租房子，敢餐餐吃三十块钱的外卖，是他们觉得自己一定会在未来赚更多的钱，包括我在内。
这话只是我脱口而出了，实际上，话出口半句，我心里就已经没了底气。
城市社会秩序正在重构
从传统意义上说，大部分白领都对自己的未来有着较高的期待。特别对于苦读出身的“寒门子弟”来说，“知识改变命运”的豪迈宣言犹在耳侧，他们所受的教育，又让他们能够在城市生活中获得更多的愉悦，他们热爱大城市，他们认为自己属于这里，他们有野心在这里拼得一席之地。
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说，结局往往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天堂超市二十块钱的啤酒，三百八十块钱一张的演唱会外场票，让他们误以为北京亲切而友好，但直到房租上涨，他们才意识到，即使下定决心不结婚不生子，他们在这座城市的未来也远没有那么轻松。
海归的白领小刘现在在一家外企工作，她回国工作已经一年多了，但从未租过房子，而是一直住在自己同学、学妹的宿舍里面。——大学的宿舍总会有那么几张空床，有的人在外地实习，有的人不在寝室里住，总之她就这样辗转于北京的各大高校，就在上个月，她得到消息，自己一个学妹的室友下学期将出国交流，这也就意味着，春节以前，她将获得一个稳定的住所。
小刘显然是白领中的另类，不过在我看来，她是个很清醒的人。尽管有着名校、海归、外企的多重标签，她却不认为自己与快递小哥比起来“高人一等”。她对我说：“生存”比“体面”更重要。中产者的惯性在她身上戛然而止，也许，越来越多的“白领”、“知识分子”都将在未来重行小刘的心路历程。
而于新民工们来说，互联网显然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安徽甚至出现过“外卖村”，即一整个村子的男性都出来送外卖的例子。新民工们以这种奇妙的方式介入到“中产阶层”的世界，借由以中产者的信心驱动着的消费力，谋得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城市中原本的社会秩序或将因为他们的壮大得以重构，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却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这种地位。
我想，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电梯里快递员毫无征兆的爆发，那次偶然的事件似乎包含着关于这个时代的诸多隐喻：当“白领”不再是个褒义词，当互联网的巨大触手将社会里的大多数人粗暴地搅在一起，当资本、体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连结，未来我们的社会关系可能会继续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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